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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吟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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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生活随笔
引言
地方史上有一种极常见的毛病:本地本无其人、本无其事、本无其城,而后世方志、谱牒、展馆与网络词条却把它们一并“请”到本地来。考其手法,不外乎移植地名、虚造城邑、谐音改字、伪造里程、篡改籍贯五端;究其动机,则是争夺文化名分。丹阳(古曲阿、延陵)与常州(古毗陵)之间的这桩公案,正是此类毛病的标本。
本文汇集古今证据,说明一个判断:武进之名、兰陵之城、七里井、九里、册堂戎氏,以及今人被写成“常州人”的吕凤子与姜祥珍,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常州(毗陵)自六朝以来便有一套采借、移植、改写丹阳及其周边名人名事的固定套路,此风相沿至今,一以贯之。而万绥之被说成“齐梁故里”“兰陵县城”,不过是这套套路中最早也最露骨的一环。
一、万绥:广陵潮下的江底,本无可为县城之地
讨论万绥,第一件要问的并不是“这里有没有过城”,而是“这里当时有没有陆”。
六朝时期长江的入海口远在今扬州、镇江一线,江面开阔如海,“广陵潮”之名即由此而来。今日常州西北的孟河、万绥一带,彼时正处江流泛水区域之中:或为随潮涨落而时隐时现的沙洲,或干脆尚在江底。水文的这条硬事实,决定了万绥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既不成聚落,也不成政区,更谈不上县城。
由此可立三重实证。其一为泛水之地:地貌与水文条件不允许在江底洲滩之上安置一座县治,这是自然对人文的否决。其二为官职真空:翻检六朝职官记载,万绥一带找不出任何有实土、有治所、有属民的县级建置痕迹。其三为战乱无令:兵燹频仍之世,凡实土之县必有令长守土、殉难、迁移之记录,万绥一概阙如。三者相加,可以下一个否定的判断:所谓“万绥县城”,首先在物理与行政两条线上都立不住。
连陆都不是,连县都不曾实设,那么后世一切关于“万绥为某城某邑”的叙述,就只能是后人在淤涨成陆之地上往回“倒填”的产物。
二、“武进”之名:成陆之后的倒填移植
武进之名自有其来历,且与丹阳故域相关;问题不在名,而在名之所在。
万绥一带既然在六朝尚在泛水之中,那么它获得“武进”这类名称的时间,必然晚于淤涨成陆。后世的写法却往往是反过来的:先把已经存在的县名,安到一片当时还未成陆的土地上,造成“此地自古如此”的错觉。这就是“倒填”——把时间的顺序颠倒,把本属他处的名称移植过来,再让读者以为二者本为一体。
这种手法的高明处在于它几乎不留痕迹:县名是真的,沿革是真的,唯一被偷偷替换掉的只是坐标。常州对丹阳名人名事的种种操作,自“假武进”起,走的正是这条路。
三、子虚乌有的兰陵城
“兰陵县城在万绥”一说,是全套叙事的核心支柱。拆去它,则齐梁故里的宣称便无所依附。以下分层剥落。
第一层,同地换牌不容叠城。兰陵与武进在此地的关系,本质是同一片土地先后换挂的牌子。既已一牌换一牌,便不容在同一块地上凭空叠出第二座城来——一座城的名分需要政区沿革的连续交代,而不是把两个名字并排摆放,让它们互相充当证据。
第二层,侨置“寄治”的本相。南朝侨置州郡县,原为安置流民、标记得土而设,其官号与治所常常分离,谓之“寄治”。兰陵一系的虚悬郡治远在江乘(在今句容一带,当时称江乘县),与常州西北的万绥全不相涉。把“寄治”某地的官号读成“实土”于万绥的城邑,是把索引当正文、把招牌当房屋。
第三层,治理半径的常识。古代县治之下并无完整的官僚体系直达乡村,“县不下乡”是常态:田赋、词讼、征发多赖乡族头人自理。就南朝边郡小县而言,所谓“县城”往往只比一个大村子稍大些——县令一人、胥吏数人,城中几无恒产恒民。这就如同中世纪的法国,领主坐在城堡里,城堡之外便非其直接治理之地;到秋收时节才下乡“打秋风”“打草谷”,其余岁月乡村自行其是。一城之主即一国之主,县令之于乡里,其关系大抵如此。由此可知,以一个“县城”的标准去要求万绥出现成片的城垣、街市与治所遗迹,本身就是把后世县城的形象强加于前代;而即便退一万步、只承认“村大”级别的聚落,也没有任何理由把它认定在万绥。
第四层,一个县令都不曾有名。实土之县必有到任之令,有到任之令便多有其人可考:或见功绩、或见死事、或见迁转。兰陵一系却呈现奇异的空白——宗室王公挂名遥领,终身不到任,正史因而不予立传。唯萧欣一人以宗亲身份偶然得载于史,恰恰是从反面证明:除此而外从无实土到任之令可书。一座真县城不可能一个可考的县令都交不出名姓;交不出名姓的“县城”,本不曾有。
第五层,夸饰与附会同源。方志造史的心理机制,与浪漫文学的夸饰并无二致。李白写“飞流直下三千尺”,是诗人不须负责的夸张;“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梦游天姥吟留别》通篇只记一梦,明知是虚幻而依然铺张扬厉。方志编纂者写“某地即某故城”,其笔法与此同构:先立一个动人的名分,再层层补缀证据。顾颉刚先生所谓“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正是这种越到后世越详细、越详细越可疑的堆积。万绥的“兰陵城”,历千年层累附会而成,其细节之丰与证据之薄恰成反比。
结论只有一句话:兰陵县城要么本不曾有,纵然有也不过一村之大;而无论属于哪一种,它断不在万绥。
四、谐音改字:丹阳的“戚里井”与万绥的“七里井”
丹阳访仙镇有一口“戚里井”。访仙镇本身就是充满神话色彩的地名——民间有董永之子访仙寻母之说,有八仙聚会之说,有孝子梦中受指、于石桥畔遇仙得丹之说,桥以“访仙”为名,镇亦因之。在这样一处“仙气”所在,有一口名“戚里”的古井(或取亲戚乡里之义,或为某姓所有之井),完全符合民间聚落与命名的常理。
常州(万绥)方面则有一口“七里井”。旧志引《风土记》云“七里井有孟渎”,又将其系于万绥东岳庙一带,并溯之上古西汉。此说之伪,可由两条线戳穿。
一是水文线:如第一节所证,万绥六朝尚在广陵潮之下,西汉的井绝不可能打在尚未成陆的地方。井须在陆上挖,连地皮都未露出,井从何来?
二是语音线:“戚里”与“七里”同音。把丹阳访仙的“戚里井”改一个字,变成带有里程意味的“七里井”,再安到万绥,是一步极划算的棋:既与丹阳原井悄悄挂上钩,借其名之古;又能以“距离参照点七里”的面目示人,避其传说之虚,伪装成客观的地理标识。一箭双雕,正是谐音附会的典型收益结构。
所以方向要辨清楚:不是常州用“七里井”去附会丹阳的“戚里井”,而是丹阳“戚里井”为源,万绥“七里井”为流;后者的出现,是为了给一片江底之地凑出可以指认的古迹。
五、里程伪造与词源自证:延陵九里与“毗陵”
季札封延陵,其地在丹阳。丹阳延陵镇为古延陵县城所在,自镇西行约九里,即名九里(今九里村一带),相传为季札隐居躬耕之处,延陵季子庙及其遗迹至今存焉。县城西去九里而有九里,里程与地名严丝合缝,此真九里。
常州方面却在奔牛镇西侧、靠近丹阳吕城之处也置一“九里”。问题在于:常州城区距此远远不止九里,若以里程命名,根本说不通。那么它为何存在?答案只能是附会——既然丹阳有“延陵九里”,常州既欲自居延陵,便须依样画出一个“九里”来呼应;里程对不对,倒成了次要问题。
更深一层的证据来自“毗陵”这个名称本身。“毗”者,相邻、接界也。“毗陵”顾名思义即毗接延陵、接壤延陵。设若常州本身便是延陵,直接称“延陵”可也,何须“毗”字?“毗”字恰恰宣告了它的身份:不是延陵本身,只是紧连延陵东侧的一块地。古延陵境域本在丹阳,后来自其东境分出部分另立政区,因毗接延陵而名毗陵——这才是“毗陵”得名的正解,也是常州只是延陵之邻、不得冒称延陵正身的词源自证。
六、抢地名之后还要抢祖先:册堂戎氏与汉景帝驸马
附会由地名进到谱系,便到了“抢祖先”一步。
镇江一带的戎姓主要分布在丹阳,丹阳戎氏尊西汉景帝驸马戎嘉成为始祖。谱称戎嘉成尚汉景帝孝昭公主,四年封敬侯,因其好古勤学,景帝便将先帝(汉文帝)设在曲阿之东(今丹阳访仙境)、嘉山麒麟岗之间贮置册书的“册堂”封赐给他,戎嘉成遂在此建宅居住,故这一支称“丹阳册堂戎氏”。因世远难稽,又以元代人戎国治为定居始祖。戎国治字世昌、号东山,谱称为嘉成二十九世孙,因不满元朝统治退居山林,回到祖居册堂(早期谱序称其由句容迁来),生五子——谋、谟、譈、词、诰,别为五房,各房又衍为若干分:大房四世良才迁居大园,为大园分;良玉迁居大山头,为大山分;二房四世良业迁往前坞,为前坞分;五世屾迁往小园,其子昊再迁木桥,为木桥分;十世淮迁居春堂,为春堂分;三房四世陞以下又各有所迁。
读这份世系,关键不在其远祖是否可考,而在其可考的一切坐标无一不落在丹阳境内:受封之地是曲阿之东、嘉山麒麟岗之间的册堂,定居始祖退回的是“祖居册堂”,五房各分所迁的大园、大山头、前坞、小园、木桥、春堂等村落地名,也都在丹阳。这是一条完整闭合的宗族地理链。
而万绥方面竟也要来附会嫁接这段驸马事迹。其不可能处与前述同构:六朝尚在泛水之中的万绥,物理上不可能承载西汉驸马的宅邸,更不可能有一处贮置册书的“册堂”。谱牒所载的居址、祠堂、分支迁徙尽数指向丹阳,万绥能拿出的只有传说与谐音。所谓“万绥为戎氏故里”,是地理嫁接而非史实。
由此可以看出这套传统的完整野心:戚里井要搬、九里要仿、武进要倒填、兰陵城要虚造,最后连驸马的祖先也要一并搬来——抢地名只是第一步,抢祖先才是终极目的。
七、当代的延续:把丹阳名人写成“常州人”
上述手法并未随科举与宗法时代一同结束,它在今天以另一种形式继续运转:直接改写今人的籍贯。
吕凤子是最明显的一例。辞书、学术文献与地方档案一致记载其为江苏丹阳人,生于丹阳梧桐山下;一九三五年,他出任自己亲手创办的丹阳正则女子职业学校校长。其一生活动的真实坐标在丹阳、璧山、南京、苏州,无一系于常州城区。然而常州一些展馆与宣传文字径称“江苏常州人”,去其丹阳、存其常州,只留下一个便于借光的名字。这与“假武进”是同一种逻辑:真实坐标可以不管,名分必须到手。

姜祥珍烈士是一例更令人不安的样本。姜祥珍(化名江真,一九二三至一九四三年)为江苏省丹阳县蒋墅乡滕村人(今丹阳市皇塘镇滕村村一带),相关县志、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与多家红色媒体的记载一致。她幼年父母双亡,才到常州投亲,并在织机坊小学就读。这段经历本是战乱孤儿投亲求学的辛酸史,却被部分网络词条改写成“江苏常州人”——把“投亲读书之地”偷换为“籍贯出生之地”。籍贯是有严格定义的身份要素,出生地、祖籍、求学地、活动地各有归属,不容互换;这一改,恰与万绥“倒填”的手法一脉相承。

两位今人,一位是近代艺术教育家,一位是少年牺牲的烈士,他们的籍贯本有第一手档案与多部权威记载可凭,仍然被改写。可见附会传统一旦成习,便会自我扩张:古人可以造,今人同样可以改;改得久了,后人便真假不辨——这正是“层累”最见效的地方。
八、结语:几种手法,一以贯之
把上面的标本排成一列,可以看出这是一套成体系的技术:
武进是移植,把县名倒填到本未成陆之地;兰陵城是造史,虚悬郡治冒充实土县邑,以宗室遥领的空衔充当证据链,靠千年层累补缀细节;戚里井改七里井是谐音,借其古而讳其虚,一箭双雕;奔牛九里是里程伪造,距离对不上也要照抄;吕凤子、姜祥珍是籍贯篡改,在真实人物身上完成同一动作;册堂戎氏则是地望嫁接,由抢地名进到抢祖先。
诸种表述,其实只是两种动作:把丹阳真有的东西搬过来,把丹阳根本没有的东西造出来。而判别的准绳始终简单:真坐标统统指向丹阳——延陵镇的老县城、西去九里的九里村、访仙镇的戚里井与册堂、曲阿之东的嘉山麒麟岗、蒋墅乡的滕村;常州境内的同类名称,则或是里程不合的山寨版,或是无从指认的虚位。
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之层累,重在时间之层累;今日更当留意的是媒介之层累:方志、谱牒、展馆说明、百科词条层层相因,每一层都删去来历、留下名分,于是附会的成本越来越低、扩散越来越快。要正本清源,办法也只有笨办法:凡人名以出生地与第一手档案为准,凡地名以里程与水文地貌为准,凡城邑以实土职官与可考治所为准。以这三把尺子量之,万绥之“县城”、兰陵之“实土”、七里井之“西汉”、九里之“里程”、诸名人之“常州籍”,一律无处存身。
常州自古以来有附会嫁接丹阳及其周边名人名事的传统,此非一朝一夕之过,亦非一二人之失;把它摆到明处、逐条考辨,正是为了不再让下一个吕凤子、下一个姜祥珍被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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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扎实,把方志谱牒层层附会的路径拆得很清楚,读来对地方史造伪的手法多了几分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