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苏南沿江一带(古称“北吴”)今天沃野平畴、城邑密布的面貌,并非自古如此,而是长江泥沙长期淤积、海岸线与江岸线持续东移的结果。本文以“广陵潮退去”为线索,串联三组相互咬合的历史地理变迁:其一,长江入海口泥沙堆积使扬州(广陵)脱离滨海位置、潮势上溯不及,广陵潮至唐代大历年间彻底消亡;其二,长江与钱塘江泥沙在河口形成沙堤,将古太湖湾与东海隔离,太湖由潟湖淡化为淡水湖并逐步缩定;其三,太湖流域西北部的芙蓉湖由“巨浸”经自然退缩与人工围垦,至明清成圩、近世消失。由此推论:春秋之际常州一带“七水三分地”,南、东南、西皆洮滆诸湖之余,北滨江海,奔牛以北犹多滩涂,本不宜人居,季札、淹城等零星人文实为周边高地居民向新出荒滩拓殖时口耳相传的祖地记忆。水退陆出、圩田造地在唐宋加速,人口随之迁入聚落,地名亦随移民自故土嫁接而来。故常州连续、可靠的人文信史起点实在唐代、兴盛在宋代,其“齐梁故里”“兰陵/武进县城”等早出叙事缺乏地理根基支撑。本文试图把文献层面的考据下沉到土地本身,说明“水退方有陆、有陆方有史”这一底层逻辑。
关键词:广陵潮;成陆史;古太湖;芙蓉湖;圩田;拓殖移民;常州人文

一、问题的提出
讨论常州一带地名与人文的早期叙事时,常见成套的“齐梁故里”“兰陵县城”“武进县城”之说。要判断这些叙事能否成立,除文献考据外,还须先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那些说法所依托的时代,这片土地本身究竟是不是一块可以承载城邑的陆地?本文不重复文献层面的逐名排查,而专从“土地如何成陆、湖泊如何消长”切入,说明一个被忽视的前提——广陵潮的退去、北吴成陆与太湖、芙蓉湖的缩小,是同一场地貌演变的不同侧面,而常州连续的人文史正是在这片土地“长出来”之后才得以展开的。

二、广陵潮退去:长江泥沙与北吴成陆
广陵潮(曲江涛)曾是中国文学与地理中的一大奇观,枚乘《七发》盛描其势。它的消亡,本质上是长江入海口东移的结果。自汉至唐,长江每年携带巨量泥沙至河口沉积,使海岸线一步步东推,原处滨海或江口位置的扬州(广陵)逐渐脱离海口,变成内陆沿江城镇。至唐代大历年间(766—779),海潮已上溯不及扬州城,广陵潮至此消亡。
这一“泥沙填海”的动力并不止于扬州。长江(乃至淮河)所携泥沙,在江北淤积出泰州一带的里下河平原与“扬泰古砂冈”等沙堤,在江南的河口同样催生成陆。这些沙堤将原本的浅水海湾、潟湖与外海隔离,经长期淤积,北吴地区大片滩涂与潟湖渐次转化为稳定陆地。换言之,广陵潮之退与北吴成陆,是同一动力的一因一果。

三、古太湖:从海湾到淡水湖的缩小与定型
古太湖的演变与长江、钱塘江的泥沙直接相关。全新世初期海平面上升时,太湖区域原是一处与海相通的巨大海湾(潟湖)。随着两江泥沙在河口堆积,加上沿岸流与潮汐作用,南岸、北岸渐次长出两道沙堤(北岸常熟—太仓一线、南岸杭州—湖州一线),如同天然堤坝将古太湖湾与东海隔开。与海隔绝后,太湖失去海潮顶托与倒灌,在西侧诸水(荆溪、苕溪等)持续注入的淡水冲刷下由咸转淡;又因周边泥沙不断填充、陆地扩张,其水域在漫长历史中屡经缩小与重塑,终定型为今日的淡水湖。

四、芙蓉湖:从“巨浸”到圩田
太湖流域西北部跨今无锡、常州、江阴等地的芙蓉湖,其缩小与消失是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叠加的典型。唐以前长江潮势强盛,江水甚至会南灌太湖流域,芙蓉湖当时水域广阔,号称“巨浸”。明清以降,长江下游江面变窄、潮流动力显著减弱,江水南灌之势衰退,太湖排水通道(黄浦水系)壮大,太湖整体水位下降,为芙蓉湖退缩提供了决定性的自然条件。自然条件成熟后,人类开始大规模干预:明代宣德年间江南巡抚周忱主持水利,“筑溧阳东坝以捍上水,开黄田诸港以泄下水”,顺应水流北泄之势,民间随之“随地筑堤成圩”,芙蓉湖被大面积围垦为良田(芙蓉圩)。至清代其已萎缩至二十余平方公里,近世遂彻底从地图上消失,化作纵横圩田。

五、“七水三分地”:春秋之际常州的地貌格局
把上述成陆、湖变的进程投射到春秋之际的常州,可以得出一个与后世繁华印象截然相反的格局:当时常州一带陆地面积恐不及今三分之一,可称“七水三分地”。其地无山而水尤广,南、东南、西三面皆为洮滆诸湖(洮湖即今长荡湖,滆湖今分钱资湖、西太湖等水面)之余,北滨江海,奔牛以北至今新桥、龙虎塘一线犹多滩涂湿地,距当时江岸尚有十余里。对照苏州、无锡城旁有山、自古可居,常州可谓“无水不居”,故居聚特晚。所谓少数高地或早期圩田,人迹亦极稀少。

六、运河与湖群:丹阳珥陵—金坛—古太湖一线
春秋吴人所凿运河,自丹阳珥陵、经曲阿(今丹阳)、金坛一线进入古太湖水域,今长荡湖、钱资湖、西太湖等水面,正与当年运河湖荡连片处相叠;葛城、珥城等遗址环列水网之滨。值得注意的是:一条穿湖凿渎的运河恰恰证明沿线当时是“水”而非可居之“陆”——以舟楫往来之证,反推沿岸早为城邑,是把“以舟证水”误读为“以舟证陆”,于理相反。

七、季子延陵与淹城:零星人文的性质
在此地貌下重审两处常被征引的早期人文。其一,季札(延陵季子)系中原冠带贵族,受封延陵,本非逐水之民,“无由远来逐渔”于一片泽国;延陵之号与其说是定居此地的实证,不如说是后来追述的封域名号。其二,淹城三重城河,其形制恰是“水网藏身、避险聚众”的产物,作用犹如近世青纱帐——奄人之居淹城,是为避兵而借水自固,非繁华邑聚之象。要之,此期人文星点寥落,多为周边高地居民向新出荒滩拓殖时口耳带来的祖地记忆,而非本地连续城邑文明。

八、水退陆出:圩田造地与人口迁入
广陵潮退于唐代,圩田造地加速于唐宋,土地日增,人口随之。平陆既多、交通亦便,周边高地居民乃纷纷前来开荒,“变成常州人”。地增—人聚—繁衍形成正反馈,连续的人文史由此起步。金坛本为曲阿之金山乡,因南、东多为古太湖之余,仅西、北部分成陆且尚有塘泖;至唐代水文变化、陆地大增,始析置新县。可见常州一带真实、连续的人文史起点实在唐代。镇江之立府在漕运,常州之兴则在“水退平畴宜粮”——平陆既广、宜于种粮,至宋代遂成繁庶之地、升为州府。

九、地名随人迁:人文史的真实起点在唐宋
新垦之民一面追述祖上荣光,一面以故土旧名命新迁之地,地名遂随移民“嫁接”而来。万绥一带的先民,正是见水退滩出、前往垦辟的周边移民,携旧称并附古名而成新地之名。这一“地名随人迁”的机制,与顾颉刚“层累造史”正相发明——层累者非独后世士大夫,抑且移民垦民的口耳相传。是故常州的人文地名,多数是唐以后尤其是宋以降人口、土地双增的产物;以晚出建置追认于无陆无聚之先代(如齐梁),于理绝不可通。

十、结论
综观广陵潮退、北吴成陆、古太湖缩定、芙蓉湖成圩这一连串变迁,可以确认:今日常州的平畴沃野是长江泥沙与人工圩田共同“造”出来的,成陆晚是其人文晚起的根本地理原因。春秋之际此地“七水三分地”,季札、淹城皆属周边高地人群拓殖时的零星记忆,非本地城邑文明;水退陆出、圩田加速于唐、盛于宋,人口迁入、地名嫁接,连续信史自此而始。由此回望“齐梁故里”“兰陵/武进县城”等说,其失不止在文献无征,更在其所依托的地理根基在当时根本尚未形成——水退方有陆,有陆方有史,此之谓也。
表1 春秋—今 地貌—人文对应表
地理人文表.png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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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乐史. 太平寰宇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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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陆游. 入蜀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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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常昭 等修. 康熙常州府志[M]. 清康熙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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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文系关于常州历史地理的考据随笔,立意与材料整理承平日读书、走访之所得。地貌变迁之论述参考历史地理学界关于长江三角洲成陆、太湖演变与圩田开发的既有成果,凡所征引古籍均核其原文。文中若有疏误,概由笔者负责,谨向先贤时彦致意。